科技与人文结合的期待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 王绶王官 

    前一些年，对“知识爆炸”的关切引发一系列前瞻性的讨论。发展到现在，人们跨过了“世纪分界线”，谈信息时代，谈人工智能，谈生物工程，…，谈多少已经带着些古典味道的热核能，航天，…，等等，一直表现出对新的世纪里人类生活、行为、观念、一切一切注定要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的期待。我同意会发生这种变化，但期待的仍然是平常的世界。只要回顾一下一百年前，当时“电气化”正在激励起人们的期望：对于一个国家，那时电气化意味着富强，它为人类生活带来了美妙的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个今日听起来纯朴到近于古拙的表述，在当时（以及而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许多人都是需要动用不少想象力的梦想。而更多的则是一些注定要走进人类生活、但其影响却远远出人意料的，如无线电通讯（那时实验正待开始），航空（那时飞机正待发明）…，等等，都正在破土欲出。对于这些，今日已是普通男女都能享受到的“飞机文明”、“无线电文明”，而那时，1900年前后，即使是拥有最高享受权而且怀有极大享受欲的人（例如慈禧太后，那时她正在“西狩”，恐怕是特别需要交通工具和通讯联络），也是连做梦都还没有想到的。更不用说对近年来突飞猛进的那些奇迹般的“高科技”及其产物了！如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那么我们此时为将来预付的惊讶，到时候在我们孙辈的眼里，也会像我们今天安享 祖辈曾经想象到、或未能想象到的那些奇迹那样，既不惊喜若狂，亦不惊慌失措。这多多少少鼓励了一种乐观的看法，即：“后现代”的乌托邦尽管还有待想象，但人类将会“平常地”加速他“奇迹”的创造、并理智地对待“技术社会”的“狂奔前进”。然而，这是历史的必然吗？事实上，在这种技术进步的启动期间，就已经有过许多审视和疑虑。自古以来野蛮征服文明的记录怵目惊心。就是在人类技术进步最快的20世纪，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战争方式——两颗原 子弹一眨眼屠杀了两座城市的无辜人民！历史教训不远。人能不能驾驭自己创造的“狂长”着的技术？现在，“技术社会”的进化一日千里，不到一百年就面目全新、遍身奇迹，而人的进化数千年来却进步甚微。今天我们的大脑丝毫不比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发达，而“自律”，这个人类社会赖以协调、凝聚和发展的因素，并未进入人的基因，即使是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相当低调的克制，孔夫子当时觉得做起来不容易，今天仍还是很难。尤有甚者，今天即使是自命最文明的国家，社会借以自律的内部“游戏规则”都很难说是完善，而国与国之间的“游戏规则”，则似乎尚未脱离“幼儿期”。当然，这些都并不是新问题。100年来还是成就胜过了危机。但是“居安思危”，探讨在“社会基因”中植入“自律”的机制，应当是一道值得持续研究的人文科学课题。科技结合人文，我们期待着一个“进中求稳”的技术格局的出现。作为一个附带的有关说明，这里我们把近世“科”与“技”联姻以来的辞和义，按自己的理解，简述如下：物质文明进步的核心是技术。技术体现物质文明，而技术科学创造技术。技术科学，旨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追求的是实际功利。但是，为了能够利 用和改造自然，就首先要认识自然。自然科学，以认识自然为务，旨在发现自然现象、掌握自然规律，而不计及实际功利。“科”和“技”，有渊源而并不混同，关系密切但性质不同。自然科学探索的是自然界固有的奥秘，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理智，其研究贵在洞察力的修养。技术科学着眼在自然界前所未有的品物，强调与自然的奋斗，强调巧思，其研究贵在创造性的发挥。注重科学的人文因素，把讲和谐、重理智、洞察事理的科学精神植入“社会基因”，当是一个有补于“进中得稳”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