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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都公厕问题的症结与难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
据统计，我国1990年城市量比1980年有大幅度增加,市镇人口由1980年的19140万人增至1990年的30191万人，而城市流动人口更是与日俱增。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和飞速发展的经济，寻找城市基础设施原始、落后的症结，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已成为摆在全国各大城市面前的共同课题。
北京公厕问题的主要症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运作机制的掣肘
首都城市公厕问题的严重性，在实践方面，归咎于机制症结。机制，是指某种社会活动或事业各个要素的关联方式及其所形成的功能。在公厕问题上，机制指的是公厕投入与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方式。
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政府看成是万能的，把行政行为当成是唯一的社会公共行为，因此，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都被当成政府的行政工作，公厕自然也由政府全面包揽起来：公厕建设的投资作为财政支出，公厕管理和清洁都作为政府的日常工作。政府的角色非常复杂，既是公厕的投资主体，又是管理主体；既是有关公厕法规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和监督者；既是行政权力机关，又是清洁工、搬运工。面对市场经济和首都建设的飞速发展，资金短缺的状况使公共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于是，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成了公厕这个社会问题的矛盾焦点，成了国内外上千家新闻媒介及其上万篇报道的舆论抨击对象。在公厕问题上，政府由于其多种角色统一于自身而不得不成为被告，极大地影响、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公仆形象。
2.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解放前，分布在北京城区街道上的公厕有516座，大多由草席围成，非常简陋。其中，
砖砌较正规的公厕仅有83座。解放后，北京市政府在大街小巷修建了上千座公厕，受到市民的赞扬，被誉为人民政府的德政。1964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曾经在北京讲过，“我们不但要想到吃饭问题，而且要想到厕所问题，这么大一个城市，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怎么能行！”1965年1月7日，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同志和崔月犁同志到崇文区清洁队跟劳动模范时传祥一起参加背粪劳动，指出“一定要搞技术革新，革粪桶的命，争取早日实现机械化，放下粪桶。”随即，北京市普遍推广用真空吸粪车清运粪便，将旱式公厕改造为水冲式公厕，掀起了一个放下粪桶、改造公厕和户厕的高潮。而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共兴建街坊厕所3100多座，改造户厕15300座。使北京的公厕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
由于政府经济实力的不足以及连年的政治运动，北京的公厕状况未能有根本好转。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北京市公厕的数量、质量及政府公厕建设投资实力，与改革开放的形势、人们日益提高的文明需求，以及日益频繁的国内外交往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公厕这一痼疾终于作为社会“重症”引起强烈关注。
北京市政府曾于1984年组织力量，分别检查了城近郊8个区共100多座公厕的卫生状况。而后，市领导多次召集有关公厕问题的会议，拿出了一些措施，使全市繁华地区、主要大街和旅游景点的公厕面貌有了一定的好转。但市政府能够拨给环卫部门每年每座公厕的管理费用仅为300多元。而实际上，平均每年每座公厕的保洁费、维修费、水电费和人员工资约需800元左右。
这种入不敷出的状况不仅难以稳定保洁人员的队伍，保证设备维修，甚至连夏季突击性的灭虫除臭药剂购买费用都不够。按照目前的造价水平，新建一座二类公厕至少要30万元，公厕改建升类每座至少要５万元。北京的公厕现代化、文明化改造资金约需10亿元左右。从1984年起，北京市政府加大公厕的投资额，已达2500余万元，各区县政府也投资近2500万元。按照这种拨款速度，北京的公厕若达到现代化、文明化水平，恐怕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若算上设施折旧和更新改造的费用，时间恐怕更长。
3.社会文明意识的缺陷。
据《周礼》记载，我国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有了建立在路边道旁的公厕。《说文解字》在诠释“厕”字时说：“厕，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清洁也。”一旦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一座厕所，无论如何简陋，都表明人类自我保护意识和社会文明意识的萌芽。我国早在汉代就已注重粪便的处理。到了南宋，都市中已有了专门管理粪便、清洗厕所的行业，并总结出简而易行且行之有效的利用粪便的方法。可见，保持厕所的清洁卫生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某种社会共识。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表明，不可能出现脱离现存物质文明水准的超精神文明。我国曾是一个有着漫长封建集权历史的国家，长期封闭的小农经济和强大的封建集权，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形成。尽管我国在中世纪出现过人口众多、享誉中外的都城，但大都作为农耕时代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城市。在这种特有的城市中，各种公用设施的缺乏、公共意识的残缺是不足为怪的。到了近代，虽然商业化都市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逐渐兴起，但连年不断的战乱使得城市公益问题得不到关注，城市功能无法完善。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吃喝”而轻视吃喝的另一端，导致中国享誉世界的食文化背后隐藏着难以启齿的隐患。其主要表现是：
·厕所既是生活之必需，却又为一般人所不齿；虽然“吃喝拉撒睡”为生理的必然过程，中国文化却历来重视“吃喝”而轻视或忽视另一端“拉撒”。中华民族拥有享誉全球的饮食文化，其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启齿的隐患。
·上千年来，中国“唯厕是臭”的事实和厕所等于脏臭的观念根深蒂固。如厕行为的落后使得公厕卫生和设施保护很难成为环境公德意识中的一项内容。
·偷窃、破坏公厕设施的现象屡见不鲜。
·污染环境，乱涂乱画的所谓“厕所文学”。
·环卫工人地位低下，被人鄙视，辱骂殴打厕所保洁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
·长期以来，小学、中学的公德教育中，关于环境公德问题的教育内容极少见，公厕问题几乎未有提及。
·视如厕交费为畏途。早在清代，京城便有了收费公厕，但有人还是“便溺于通衢”。而今，“宁愿找墙角方便，也不交钱上厕所”的还大有人在。
·明知人人需要厕所，许多地方的居民却坚决反对并采取行动抵制在住宅附近建公厕，轻者痛骂，重则拆毁。
·由于社会意识中公厕观念的落后，导致了一系列现状后果：公厕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公厕数量严重缺少，设施原始，设计落后，功能单一，法规不健全。
在中国这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厕所文化”犹如一片没有绿洲的沙漠，被遗忘在生活的后面，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厕所”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它被视为最肮脏、最不吉利的地方。例如：北京传统住宅是依据传统的风水学理论，按照一定的格局来布置的，东南角为最吉，因此布置入口、厨房一般设置在东厢房这也是大吉方向，而西北角则视为大凶方向，厕所则被放置在这个角落里，厕所不仅被放的位置是人们认为最差劲的方位，而且一般都非常简陋。传统上人们称之为“茅厕”、“茅房”，顾名思义就是茅草搭的房子。
·“厕所无意识”：有一个文人写了几段“厕所无意识”，系统地反映公厕弊病的观念症结：
我们中国人的心胸是何其宽阔，然而百密一疏，没给小小的厕所留下一席之地。
国人好谈出路，比如“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足球的出路在哪里？”但自身走过场的出路，则是盲点。非得到了内急的时候，方找场所。事毕，那种如无头苍蝇一样乱寻乱撞的极坏感觉又马上烟消云散了。
这个盲点据考证来自于遗传，在古汉字里，厕所曰“溷”，其字面意思就是猪在圈里。翻阅六十万字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你根本就无从知道厕所在什么地方，无论是民居，还是帝宫，或城邑。这种“厕所无意识”，上自达官贵人，下到贫民百姓，人人皆患。就连贾宝玉这样爱干净的公子哥儿，有时也会在如花似锦、美不胜收的大观园随意出恭。
这种无意识也不一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什么大的改观。一个有名的作家在《台北街头漫步》一文中对台湾赞叹了一番后转折道：“当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马路上公共厕所极少，我怀疑台北市大马路上根本没有这项设施的。”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厕所。在浙江某些地方，所谓的厕所就是一道粪槽，上架竹竿一条，若干人可同坐其上，状如码麻将牌，连着如一二三一副，隔着如二五八不靠，孤零零角上一位似单调。竹子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使人不得将身重全压在上边，不然摔在其间也未可知。随风杨柳状的摇摆，使人保持高度警惕，失去平衡将使人遗臭若干小时。
城镇人口较农村为密，其厕所之味的浓度也高。在四川万县，外人找厕所绝对要靠“闻”的。其味之强烈犹如氨水，重伤风都不能幸免于难。你游览了小三峡，为其美景赞不绝口，弃舟登岸如厕，比较之下，说那种感觉仅次于致人于死地是绝不过分的。
中小城市又如何呢？情况看来也不见佳。据说，南通许多厕所都是没门的，作为消费工具的马桶，虽不似浙江农村那般摇曳，却又是那么的高。以至于矮者及个头中等者都跳不上座去，心惊胆战。
北京胡同里的厕所多是“老字号”,一些看上去数年未冲洗的厕所被形容为“百年老厕,味飘千里。”
北京厕所难觅，折煞了多少好汉。于是就有洋洋洒洒的“急就章”。这种仰望星空，聆听松涛，吃劲费力的“雅作”，使有“坏事大多数是外地人干的”思维习惯的北京人不敢居功，十有八九要推给外地人。有的则从另一方面寻找根据：三五里不见一个厕所，环境使然。
4.其他难题
观念、机制和资金症结派生了其他难题，公厕问题的解决有相当大的难度。
·征地难题。新建公厕，必须有地皮。一提起征地，不少城市的环卫部门的同志头皮就发麻。西单是北京高度繁华地区之一，但只是在临近的武功卫胡同内有一个公厕，二十多个蹲位。平日里，上厕所的人要排队，节假日更可想而知了。这里的上厕难，群众已经喊了好几年，环卫部门绞尽脑汁，还是找不着地皮。有的街面地皮有，就是征不来。海淀区环卫局根据群众要求，决定在海淀区车道沟一带，此建一个厕所。已开始挖基脚了，但由于周围居民的反对，这块地皮征不来，建公厕的计划只好告吹。
·环卫人员结构难题。目前，全市环卫系统一万余职工，其中第一线工作的公厕保洁工约9000人。多年来招工，城市人几乎无人报名当清洁工，只因为收入太低、工作太脏太苦。因此绝大部分清洁工都是农民，平均小学文化程度。各区环卫部门还有背粪班，若是病假，连临时顶替的人都不好找。从1990年以来，全市发生辱骂殴打清洁工的事件500多起，被打伤者30多人。
即使是在管理和技术岗位上的人员，文化程度也很低，清洁车队司机招工也面临着困难。
·目前中国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城市建设所涉及到的部门、单位、地区之间，有许多权力和利益的分割、牵制、纠缠等矛盾。任何一座公厕的修建所涉及的部门和单位都不少于10个。这种情况对于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协调诸多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是一件很繁杂的工作。如何加强公厕发展的领导和组织、推动公厕革命，这是较大的难点。
·设计方面的难点。长期以来，中国公厕外观方盒形状，内部设施简陋。由于观念作祟和资金紧张，公厕设计一直未得到专业人员的重视。而在世界发达国家和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城市公厕都已经走向外观、规格、功能的多样化，在内部设施美化和高雅化的今天，我们的公厕设计还是一个难点。
·粪便处理难题。公厕与粪便处理是密不可分的。粪便作为城市的生理垃圾，在1984年以前还可以作为郊区农业肥料。农业社会中，粪便作肥料可以成为一个行业，但近十余年来，粪便作为肥料的可利用价值越来越小，包括其成本、肥效与郊区农业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对于这种情况，应当考虑与公厕革命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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